“人努力的成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”

有人问，“今年是‘大气十条’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，采暖季临近，在今年剩下的两个月里，北京能否实现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/立方米左右的目标？”

面对这个问题，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力没有给出yes or no的直接回答。

他说，人为活动排放叠加气象条件以后，最后体现出的就是空气质量。“如果大家关心体育，体育里面最容易出现歧义的是打分的项目，裁判通常会去掉两个最高值，再去掉两个最低值，最后再衡量打分。刚才说的气象条件，其实每一年都不一样，如果我们单纯地拿今天的空气质量跟去年的同一天相比，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。但是从更长周期来讲，比如说是一年就比一天、三年就比一年评价得更科学。”

方力说，“今年1、2月，北京跟去年同期相比PM2.5平均浓度反弹了60%多。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分析，如果要达到全年6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的这个奋斗目标，那么未来的10个月，每个月都要达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。”

不过，他同时介绍，“今年3月份到现在，过去的八个月除了9月份，其余七个月的月均浓度都是历史最低，这反映出有气象影响因素，也反映出我们在环保部的统一指导下，区域间联防联控，整个区域的排放强度降低了。”

“今年的最后两个月，我觉得人努力的成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。”方力说。

“来的时候是准备跟你们来打架的”

天津的工作中，最吸引人的是对全市散乱污企业的管理。

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介绍，天津对全市散乱污企业进行全面拉网式排查，建立了动态更新机制，实行台帐管理。共排查出来了近1.9万家“散乱污”企业，9081家污染严重、整治无望的企业被依法关停取缔；6900多家进行原地提升改造后恢复生产；2900多家迁入工业园区搬迁改造。

会有企业不配合吗？当然，还有企业负责人来找环保局打架。温武瑞讲述了一个故事：今年6月份，在天津市关停取缔“散乱污”企业最紧要的关头，我们市里的自行车协会带了几十家企业，到市环保局跟我们座谈，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座谈完以后，其中2家企业负责人说，来的时候是准备跟你们来打架的，是带着一肚子气的，但是通过座谈，了解了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以后，了解了疏堵结合、分类指导、分类施策，最终实现转型升级，实现绿色发展，实现产业化发展这一系列政策后，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，气也就消了。

在座谈会上，和他们介绍了1958年的时候，几百家小厂通过整合建立了上海凤凰自行车厂，实现了产业化、规模化发展，并最终成为知名品牌。我们也建议他们参照凤凰的发展模式。目前看来，天津自行车行业在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中对各项要求执行是好的。

“发现三次问责县委书记”

“截至10月25日，全省因落实治霾措施不力，被查处的问题10297件，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563人，涉及免职撤职降职78人，涉及领导干部697人（其中县（处）级干部77人），对党组织问责42个。”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给出的数据很亮眼。

今年进入秋冬季攻坚行动以来，河北扩大了问责的事项范围，严惩了量化问责的对象。据高建民介绍，除了把环保部的强化督查、巡查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作为主要问责事项外，也把河北省专项督察、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群众对环境问题的举报，省环保厅督办交办的事项，以及2017年4季度、2018年1季度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纳入了量化问责范围。

同时，把问责的对象向横向拓展，向纵向延伸。横向拓展就是不仅仅是市县环保局或者分管环保的领导，更包括了涉及大气治理的相关分管领导和相关责任部门，特别是对去产能、治理企业、控制扬尘、车辆达标等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全部纳入问责对象范围内。向下就是延伸到乡镇党委书记、乡镇长，甚至村一级的负责人，还有网格化监管的责任人。

对此，他举例解释，“比如秸秆焚烧问题，发现秸秆焚烧，不仅可直接问责分管乡镇长，还可以问责相应的主管部门。不仅问责直接责任人，对分管的领导也启动问责。一个县连续有3个乡镇、5个乡镇都发生秸秆焚烧问题，县里的相关部门和分管领导也要问责。一个地级市有5个县直的单位被问责，市直分管的领导也要承担责任。”

同时，河北省还把人为干扰空气站点的运行，甚至涉嫌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都纳入问责范围。“发现一次就问责主管副县长，两次就问责县长，三次问责县委书记”。高建民说。

(来源：环球网)